我是老红军战士马松生的女儿。父亲1908年出生在湖南省茶陵县马加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小时侯听父亲说，他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祖母怀着9个多月的他在山里采松菇时劳累过度，靠在一棵高大的松树下分娩生下了他。从此，便与松树结下了不解之缘。父亲这一辈子，虽然历经成长之困苦、战斗之惨烈、转业之艰辛、从政之跌宕，仍总像松树那样郁郁苍苍，生气勃勃，傲然屹立，真可谓是苍劲人生，同时也是他为儿女、为世人树起的一座丰碑。

▲马松生中年照

枪林弹雨中

1926年夏秋之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茶陵县境内普遍成立了区、乡农民协会。半年后，各个协会又建立了农民自卫军。我父亲当年18岁，也参加了农民自卫军，在乡公所当伙夫兼通讯员，还经常主动参加一些打土豪、吃大户、攻打团防局的外出行动。这样直至1929年10月，由谭家述任队长的茶陵游击队奉毛泽东指示，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屏障九陇山下来，宣传发动群众，扩充队伍，我父亲便毅然决然地加入了茶陵游击队，跟着上了九陇山和井冈山。

他义无反顾地迈出这一步，便融入了血与火的洗礼，开始了戎马倥偬的军旅生涯。在此后23年的战斗岁月中，他的足迹始终没有离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茶陵游击队——茶陵游击队第二纵队（又称茶陵团）——工农红军湘东独立师——工农红军湘东南独立师——工农红军独立第一师——工农红军第八军二十二师——工农红军第六军团——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第六军——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简称八路军）一二0师三五九旅七一七团——晋察冀军区第四军分区。这支革命队伍从组成，到成长、发展、壮大、融合、演变的全过程，既折射了包括我父亲在内的大多数茶陵籍老红军战士的人生缩影，也见证了他们这一路走来的极度艰险与坚定信念。

茶陵，地处湘赣边界罗霄山脉西麓，也是当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6系之中最大的系。茶陵城是工农革命军进驻井冈山后打下的第一座县城，随之成立的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也是全国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从茶陵上井冈山参加革命的有好几万人，其中，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茶陵籍战士，到全国解放时仅幸存147人，我父亲马松生就是这147人中的一位。

父亲1931年农历8月在工农红军独立第一师三团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誓词中那四句话“服从组织，严守秘密，牺牲个人，永不叛党”，他始终铭刻于心，外化于行。他先后担任过班长、正副连指导员、正副营教导员和正副团职干部等。在五次反“围剿”、西征和长征途中，参加过大小战斗数百场次，可以说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我们姐弟俩小时候经常围绕在父亲膝前，缠着他讲革命故事，爬雪山过草地是父亲给我们讲得最多的。那个时候，他身体很瘦，比较灵活，加上打小上山砍柴练就了一身好本领，所以在爬雪山时，表现得异常突出。玉龙大雪山由两座海拔5300多米的雪山起伏连绵着，这边上80多里，那边下70余里，因山陡不能走直线，只能盘旋着上下，一不小心就有跌落万丈深渊的危险。行进在茫茫雪山上的指战员们，背着背包，扛着钢枪，在雪山上左右往返穿梭，就像用人垒起来的“之”字形状。而且越往上走，空气越稀薄，呼吸越困难，使人头昏脑胀，胸中就像压着个沉重的东西，耳朵嗡嗡作响，四肢无力，全身极度疲劳。当爬到半山腰时，部队的行进速度就大大慢了下来，有的战士由于体力不支实在累得不行，两腿一软就要坐下去，而雪山上有山岚瘴气，一旦坐下去就再也起不来了。此时，我父亲只要一看到有即将倒下去的战士，就赶紧冲过去抢过他身上的枪背在自己肩上，并搀扶他一道前行。在爬雪山的过程中，他一人身上背了七支枪，帮助一个又一个战友度过了生死关头。下山后，他带领的连队不仅没有一个战士牺牲，而且没有丢失一支枪。在红六军团召开的翻越雪山总结表彰大会上，王震政委宣布了表彰决定，授予马松生模范共产党员，模范连指导员称号，予以通报嘉奖。

▲马松生所荣获勋章

父亲曾经对我说，过草地之前每人发了10天的青稞面之类的粮食，他身上带着一个大搪瓷缸，每当部队停下来吃饭时，他就赶紧去扯些野菜，再放点青稞面煮熟一起吃，这样既节省了粮食，又能吃饱一点。过了几天，有的战士粮食吃完了，寸步难行，他就把剩下来的粮食分发给他们。到最后，大家的粮食都吃光了，就只有啃树皮，吃草根、皮带，连脚上穿的牛皮鞋底都吃掉了。

在茫茫草地上行走确实非常艰难，苦不堪言。由于丛生的杂草长年腐烂，变成黑乎乎的淤泥，大家只好踩着杂草根走，脚踩下去就像站在江面的小船上那样摇摇晃晃。战士们的脚被泛起的黑水浸泡，红肿得发亮，还钻心地痛。再加上，草地上气候变化莫测，早晨雾霭弥漫，中午烈日当头，忽而风雨交加，转而又大雪纷飞，大家穿着单衣裤，刺骨般寒冷。而且，过草地时到处都有沼泽地，看上去都像草地，走着走着一不小心进入沼泽地，人就会陷进去，一下就会陷到脖子这么深，一会功夫整个人就不见了，如果别人去拉他，也会跟着陷下去，很多战友就这样牺牲了。

有一天，我父亲带领的红六军团二营一连冒着弥漫的大雾随大部队行进在草地上，司务长老黄看到前方有一片嫩绿的野菜便跑过去采摘，这一去就陷入了泥潭中。我父亲和一些战士赶紧围了过来，手拉着手想把老黄拉上来，但泥潭面积太宽，无法拉住老黄的手，大家急得团团转。这时我父亲大喊：“赶快把马牵过来，推下去，让老黄抓住马尾巴上来。”谁知马也深陷泥潭，最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司务长和马长眠于草地之中。

他同时讲了许多在长征路上执行纪律非常严格，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借东西要还、打坏东西要赔的故事。其中，为打一次牙祭导致司务长受处分的事不知给我们讲过多少遍。

他还说在长征途中经常要急行军，几天几夜得不到休息，有时一边走就一边睡着了，走着走着前面的队伍突然停下来，便会撞到前面的人身上，再猛地往后倒在地上才醒过来。后来父亲年纪大了，经常后背痛，就是那时候被枪顶伤的。

1936年10月，红二方面军长征抵达陕北延安后，红六军团政治部根据我父亲长征途中的突出表现，推荐他参加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为期7个月的学习，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进学校读书的机会。1937年7月，学习结业返回部队后，他便被提拔为八路军一二0师三五九旅七一七团二营副教导员。9月底，又随三五九旅开赴晋西北抗日前线，在晋察冀第四军分区周建屏司令员、刘道生政委领导的战地工作团中，做宣传发动群众、扩充部队的工作。1938年1月，晋察冀第四军分区受命组建七、八、九大队，我父亲任七大队一营教导员。

身负重伤后

1938年8月26日，八路军一二0师主力部队路过第四军分区境内开往冀中作战，我父亲受命率领全营200余名战士赶赴河北井陉煤矿一线狙击日军。他们一爬上制高点就向敌人开火，把日寇的火力吸引过来。激战一个多小时后，一二0师主力部队已安全转移。此时父亲为了掩护参与狙击的全营战士安全撤出阵地，立即从机枪手中夺过机枪，一边向敌人来回扫射，一边下达命令：“这里由我掩护，全营撤出阵地！”他这样做的目的，显然为的是撤出阵地前掩敌耳目，让枪声不致于停止，这样部队才能减少伤亡。在估计全营战士都已经安全撤离后，他正准备起身撤离，就在这个时候，日寇的一枚六零炮弹落在了离他身后右侧约3米处，弹片四射，他顿时感到整条右腿麻木，想爬起来却起不来，用手触摸右腿，发现整个裤腿全是湿漉漉的，他这才知道是受伤后流出来的血！并意识到自己负的不是轻伤，而是挂了重彩。于是他便朝着集结方向匍匐爬行，凭着惊人的毅力，用手臂的力量支撑或用手抓住前方的物体向前移动，拖着流血不止的右腿，在高粱地里爬了3里多路，直到流血过多而昏死过去。

此时，也急坏了晋察冀第四军分区的刘道生政委。刘政委不仅是这次对日狙击战的前线指挥，而且是与我父亲一同从茶陵走出来、在长征路上患难与共的老战友。当他得知马松生一个人掩护全营撤出阵地，而一营到达集结地点一个多小时仍没有返回后，立即意识到马松生一定是负了重伤或者牺牲在阵地上了！他心急如焚，命令七大队一营指派4名战士带着担架火速赶往阻击阵地，并焦急地说：“找到了马松生教导员，不管是死是活，都要立即报告我！”当找回我父亲后，刘政委看到他的伤势这么严重，便知道，如果不送往医疗条件相对好一点的五台山军区医院治疗，很难保全性命。于是立即命令雇请两名民工并由第四军分区后方医院陈医生护理陪同，送我父亲踏上了去山西五台山军区医院的路。经过一天两夜的艰苦行程，于8月29日凌晨才到达五台山军区医院。

▲1958年9月马松生伤口复发，住院取出一枚弹片治愈后，他将勋章挂满胸前，在茶陵县人民委员会院内留影

第二天早饭后，白求恩大夫在张副院长和秦医生的陪同下，来到我父亲的病床前。白求恩大夫随即掀开了盖在我父亲下身的被单，一股腥臭扑鼻而来。因为天气炎热，我父亲的伤口已经化脓，右腿全部浮肿，呈乌黑色。白求恩大夫全然不顾腥臭，伏下身子，查看得格外仔细，还不时用手按捏那仅有几处没有弹孔的乌黑皮肤。经过检查得出的结论是：右膝盖骨被炸成粉碎，小腿有一处骨折，大腿有4处大伤口，整条腿的大小弹孔有30余处。随后，白求恩把被单卷起放在床头，比划着手势告诉我父亲和护士：“被单不能盖在腿上，用手赶赶苍蝇就是了，伤口要敞开通风。”并转过身来对张副院长和秦医生说了一句不标准的中国话：“你们看怎么治疗？”张副院长回答：“不能锯腿，手术再复杂也要保留这条腿。”秦医生则说：“膝盖骨都炸碎了，炸的稀巴烂的腿留着也没多大用处，我的意见是把腿锯掉。”白求恩大夫通过翻译得知秦医生的意见后，便来了气。我父亲听不懂白大夫的话，但也知道白求恩对秦医生的回答很不满意。

后来，我父亲才渐渐明白，为什么白求恩大夫坚决反对把腿锯掉，因为不锯腿，可能要经过多次手术，但这样安全系数更高；而如果把腿锯掉，虽然比较省事，半个多小时就可以结束手术，但安全系数极低。何况我父亲右腿全炸碎了，负伤后又流血过多，如果锯腿连半边屁股都要锯掉，十有八九会死在手术台上。就这样，经过白大夫与张副院长、秦医生等人的紧急磋商，终于统一了思想，确定了治疗方案：取出弹片，保留右腿。白求恩大夫还提出要亲自主刀手术。

由于弹片在体内已经有四五天了，事不宜迟，当天上午9时许，我父亲即被抬到手术台上。白求恩大夫穿着白大褂，一边做手术前的准备，一边竖起大拇指朝着我父亲示意，并笑着用不太标准的汉语说：“好样的！”紧接着，就让麻醉医师给我父亲进行了全身麻醉。手术后，暂用夹板将伤腿做了简单固定。直到下午3时许，我父亲才苏醒过来。此时女护士小杨端来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鸡汤，对他说：“你还没有吃中午饭呢，快把这碗鸡汤喝了。”我父亲看到鸡汤后，就说：“你们这么特殊优待我？不能这样！”小杨连忙说：“这是白大夫安排的，因为你失血过多，必须滋补营养，这样才能进行第二次手术。”当天下午，秦医生也到了我父亲的病床前，告诉他手术的全过程：“这两个多小时的手术，都是白求恩大夫亲自主刀。刀子切下去，腥臭的脓血像喷泉一样从伤口喷出。白大夫仔细地清理多处伤口，刮掉腐烂的肉，然后把大骨头接上，把碎骨头和弹片取出。先后取出肌肉内的弹片、碎骨40余枚，因怕手术时间太久，造成流血过多，才暂停手术。你右大腿肌肉的较深部位还有一些弹片碎骨，白大夫说起码还要做两次手术，才能全部取出来。”

在后来的两次手术中，白大夫更加随和，更加和蔼可亲，每次我父亲上手术台前，他都要点燃一支香烟放在我父亲的嘴里，然后自己再点燃一支烟，等我父亲抽完了这一支烟，缓解了紧张情绪，再进行手术。当第三次亲自主刀手术后，白大夫还用医院自制的夹板为我父亲固定右腿，进而将他安排在有架子的床上躺着，把上好夹板的右腿悬挂起来，让含有毒素的脓血顺势流出。在医生护士清洗我父亲伤口时，白大夫还多次进入病房，检查伤口愈合情况，看手术后有无感染，并用英语对医生护士说：“马松生三次大手术都没有掉一滴眼泪，真是好样的。”我和弟弟长大后，父亲经常给我们讲白求恩的故事，说白求恩大夫救了他的命，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今天，你们都要永远牢记白求恩的恩情！

在经历三次手术，我父亲伤势有所好转后，又转到晋察冀第四军分区后方医院治疗，直至1942年3月。在这近四年里，父亲仍坚持带病工作，先后任晋察冀第四军分区后方医院伤兵营营长、医院院长（团职）。

▲1964年马松生当选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证书

1942年1月9日，第四军分区党委根据我父亲系二万五千里长征干部以及重残废军人等特殊情况，指示后方医院党组织为其物色一名对象结为伴侣，并要求将物色对象的情况书面呈报军分区党委审批。军区医院政委常剑经认真翻阅本院招呼员（护士）的履历档案，郑重地向马松生推介了第四连招呼员李胜华。进而医院根据上级指示，由政委常剑介绍马松生与李胜华结为夫妻。那时李胜华只有21岁，长得眉清目秀，身材高挑，是一个落落大方的女子，而我父亲已经34岁了，又是重残废，当时伤口还没有完全愈合，仍拄着双拐杖，显得消瘦老成。在如此悬殊的条件下，一般女的多半是不会答应的。而李胜华是个朴实、贤惠、善良的女人，她成天与伤病员在一起，非常了解他们的疾苦；加之我父亲是南方人，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而后参加抗日战争，是在解放她家乡的战斗中负的伤。因此她表态：“我是共产党员，听从党的安排。马松生这样的人值得我敬佩，值得我照顾他一辈子!”

李胜华系河北省平山县东回舍村人。由于家境贫寒，12岁就做了童养媳，后遭婆母虐待而离家出走。1940年2月参加八路军，经组织安排在晋察冀后方医院做护工，并为避免连累家人而改名换姓。因为当时日本鬼子占领了她的村庄，发现谁家有人当八路军就要斩尽杀绝。那时候每天都打仗，从前线抬到后方医院来的伤病员很多，李胜华在医院主要为伤病员打扫卫生，端屎端尿，擦洗身子。当时物资极度匮乏，换下来的衣服和绷带、纱布都要重复使用。她就把这些换下来的衣物挑到河里去洗。寒冬腊月，河水冰骨，她赤脚站在河里，洗了一担又一担，手脚都冻伤了，仍这样日复一日地干着，洗好后挑回来又晒好叠好，分发给各位伤病员。李胜华是个忠厚老实、能吃苦耐劳又少言寡语的人。由于表现突出，她的工作不久便由护工改为招呼员（护士）。这样她就可以直接接近伤病员，负责从战场上把伤病员抬回医院，每天为他们打针、换药、喂饭喂水、擦洗身子和清洁伤口。1942年党组织根据她本人的要求以及她的表现，吸收她为中共党员。

那时候日本鬼子经常对八路军所在地进行“扫荡”，紧急关头每个护士都要负责把一名伤病员藏起来，以保证伤员安全。1943年秋季，日寇在晋西进行毁灭性的大扫荡，时间长达3个多月。当时，后方医院的伤病员和护理人员每人都带着半个月的干粮分散行动，我父亲和其他院领导在反复检查各科室的保护情况后最后离开医院。我母亲当时已有7个多月的身孕，在将我父亲扶上马背后，这一孕一残花三个多小时才走了10多里路赶到李家岸群山脚下。因登山不能骑马，我母亲就在前面使劲拉着缰绳，我父亲则在后面左手拄拐杖右手拽着马尾巴，借助马的力量爬上一个又一个山坡；遇到沟壑，就先让马跳跃过去，我母亲再背着丈夫爬过沟坎；遇到稍平坦的山路，她又将丈夫扶上马骑一阵。这样，终于在天黑之前到达了后山窝的丛林之中，还发现了一个能容纳两个人坐卧的山洞。此后，我父母便把马赶走，让它自生自灭去了，两人在这山洞里竟躲了3个多月。

▲1950年马松生全家与妻姐及通讯员的合影

开始，每到夜晚我母亲就在山洞附近扯点野菜，白天用干粮和野菜一起煮着吃；这样省吃俭用把干粮吃完后，为了生存，我母亲又冒着生命危险，下山去讨点饭菜，或用钱换点粮食。有天晚上，她竟然在一户操本地口音的老乡家中，用两块银元换了一袋约30斤的小米，这样两人才保住了性命。11月下旬的一天，我母亲终于在山洞里生下了一个女孩。但由于受冻挨饿没有奶水，又没有条件烧火熬米粥喂养孩子，小女孩生下来仅3天就死去了！后来，我爸爸每当讲到这3个月山洞生活的艰难时，总说：“没有李胜华，我的骨头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1949年全国解放，我爸爸荣获解放战争八一勋章。同年11月份，还被评定为二等甲级残废荣誉军人，享受团级待遇，并安排一名警卫员照顾他的日常生活，配给他一匹马作为交通工具；我母亲李胜华则按10年军龄计算，享受部队干部供给制待遇。

回乡当农民

1951年，我父亲在察哈尔（张家口）荣誉军人学院疗养并担任学院副院长、健康大队大队长期间，在通讯员小崔的陪同下，带着我们全家四口回到了阔别20年的家乡——茶陵县马加桥探亲，见到了可爱的故土和久别的亲人。当时，家乡虽然已解放，但还是很贫困落后。于是，父亲就萌发了回乡当农民、彻底改变家乡面貌的想法。经过多次申请，组织上被他坚决而诚挚的态度所感动，终于批准了他的请求。

1952年6月，我父母满怀激情地揣着两本转业证（转业证注明3万余斤大米作为安置费），带着我们姐弟俩一起回到家乡当农民。当时的茶陵县腰陂区委欣然接受了我父母从部队开过来的回乡证明和党组织介绍信，并按人口给我们分配了房屋和田地。父亲随即购买了家具和农具，还买来了一头大黄牛，进而带领全家人忙碌于田间地头，在其侄儿和乡亲们的帮助下抢种了晚稻，还喂养了生猪和鸡鸭等。

▲1963年马松生参加县人民委员会（县政府）实验田劳动

当年，马加乡除我父母外，尚无共产党员。父亲便经常拄着拐杖走村串户，访贫问苦，深入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发现可培养的积极分子，就把他们组织起来，利用晚上和农闲的时间，在我们家举办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我小时候经常看到家里坐满了人，父亲给他们反复讲红军长征、北上抗日的故事，讲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建设新中国的道理。由于房子小，来听课的人很多，连过道里都坐满了人，我母亲就为他们端茶倒水，有时还留他们在家吃饭。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我父亲又把这些入党积极分子分批放到组织群众修塘筑坝等实际工作中去锻炼，再从中选择发展一批预备党员，进而以乡为单位建立了一个真正能发挥战斗堡垒作用的党支部，他亦被推选为党支部书记。

每当夏秋的夜晚，他还在住屋的前坪点起煤油灯，摆好桌子，上面摆放着一件当年刘道生政委奖给他的对日寇作战的战利品——留声机，放上唱片并手摇一阵后，悠扬的歌曲或戏曲声便回荡在整个村落。起初乡亲们都很惊奇，怎么这般美妙的声音能从这个盒子里传出来，慢慢地大家也就知道了这洋玩意儿的功能。每天晚上只要这留声机一响，乡亲们就会不约而同地自带板凳朝着“戏台”方向赶来，到我家屋前听戏或拉拉家常。这样，一会儿是从“戏匣子”里传出来的京剧高腔，一会儿又是从年轻人口里唱出来的粗狂而没有多少节拍感的采茶调，再加上小孩子追逐捕捉萤火虫嘻嘻哈哈的打闹声，把整个山村闹腾得红红火火、其乐融融，一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景象。

那时候，我父亲既是乡村的主心骨，又是家里的主劳力。幼年的我为帮他减轻一点负担，也循序渐进地学会了拾粪、割茅草、砍柴、种菜、锄地、插秧、踩田、割稻等农活，到七、八岁时终于成了父亲名副其实的好帮手。

那时候，当地农村经常闹水灾、旱灾、虫灾，乡亲们便上门找我父母借钱借粮，人家开口借多少父母就借给人家多少，从不打折扣。父母也明明知道，这里面大多数是有借无还的，但人家不是万不得已也不会上门来。这样，光组织上发给我父母的那批安家粮，他们就对外捐、借了6000余斤。至于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钱，他们除带头捐助乡里建马加学校外，也不知道有多少陆续周济给了困难户。

在父亲任马加乡党支部书记的这5年中，他坚持以培养骨干、扶贫帮困为己任，为在这片土地上一对一地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一步步地组织农民加入互助组——合作社——初级社——高级社，发动并亲自带领全乡群众挖池塘储水灌田，修渠建坝架槽引水下山，为茶陵县第一座水电站——马加电站的建成发电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从而使乡党支部被评选为先进支部，将三类乡改变成一类乡，受到了区、县的多次表彰。

甘为孺子牛

由于我父亲身残志不残、务农为百姓的事迹十分感人，流传甚广，1956年，他被评为全省荣军先进工作者；进而在同年底的第二届县人民代表大会上，以高票当选为副县长。1957年3月15日，《新湖南报》以《赤胆忠心为人民》的醒目标题登载了他的先进事迹，并在头版头条以《马松生是我们大家的好榜样》为题，发表了社论。同年3月，湖南省人民出版社还以《赤胆忠心为人民服务的马松生》为标题，编印出版了一套5组彩色连环画挂图发行全省。这5组画面分别介绍了马松生投身革命——爬雪山——过草地——抗日负伤——回乡务农的艰难历程。这些一发布，立即引爆了舆论，震撼了人心，从而迅速掀起了学习马松生的热潮。随后，父亲在担任副县长期间，同时也被任命或被选为县委常委；还先后被选为省第二届党代会代表、省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马松生晚年照

可面对这些荣誉和表彰，我父亲一直泰然处之，他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只在乎为老百姓多做实事。1957年当选茶陵县副县长后，他对分管的民政、财政、公检法司政法系统及兵役、文教卫生、城乡建设等方面的工作，都力求要抓出实实在在的成效。如大革命时期，茶陵县当年参加茶陵游击队、上井冈山的人数以万计，后来哪些人牺牲了，哪些人还活着，哪些人伤残了，哪些人失踪了，哪些人掉队了等，他都要求弄得一清二楚。先是组织力量日以继夜、严谨细致地调查摸底，进而逐一核实造册，再按规定层层审批。这样在我父亲的组织下，仅用两年时间，茶陵就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5300余名革命烈士进行了追认抚恤，向革命烈士家属颁发了《革命烈士证明书》，对孤老烈属、烈士遗属、无人供养的病故和失踪军人家属、带病回乡长期不能参加生产的复员军人、留在地方的老革命工作人员，实行定期定量补助。在此基础上，还规划建设了茶陵烈士陵园，在陵园内屹立着一座宏伟的革命烈士纪念碑，将所有烈士的姓名雕刻在一根汉白玉的圆柱上。同时在陵园内建造了一栋宏伟瑰丽的茶陵革命博物馆，使整个陵园成为了革命教育胜地。

上世纪50年代末，很多茶陵籍的老红军先后回来探亲，有的随后就干脆不走了。为了安置好这些回乡的老红军，我父亲特地向省民政厅要了三万元，建了十栋平房。当时建房有120平方米和100平方米两种规格，因我父亲来县里工作一直没分配住房，县委明确让他从中选一套，而他只要了一套100平方米的房子。

我父亲刚当选为副县长时，茶陵县经济还很落后，真是要什么没什么。没办法，父亲只好每年都带着物质局局长袁宝贵等人进京，请求茶陵籍的将军谭家述、刘道生、谭善和、刘月生、刘转连、谭珠生等为支援家乡建设作贡献，“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当他们听我父亲介绍茶陵贫困落后的现状后，立马就一次性捐了8辆汽车，为县里组建了一个汽车队。空军副司令员谭家述问：“我这里有飞机发动机，你要吗？我给你运到茶陵去！”事后县里也就靠这台飞机发动机，办了个小发电厂。

1960年7月，县里决定修建“湘赣大桥”。县委常委研究，由我父亲任建桥副总指挥，主要负责大桥建设的物资采购和款项筹备。当时，县财政十分拮据，全年财政总收入只有483.66万元，仅能拨给大桥预算经费的三分之一。为使大桥在两年内建成完工，我父亲又带领县物资局、财政科人员上北京，赴长沙，奔湘潭，跑江西，请求中央有关部门和省里、地区拨款或特批计划物资，同时向邻省和邻近县市请求人力物力支援，结果硬是解决了短缺三分之二建桥经费这个难题。茶陵这座大桥的兴建，还牵动了许多人的心，包括在北京工作的茶陵籍军队将领谭家述、刘道生、谭善和、刘月生4人，就在一起商量要为家乡建大桥做点贡献。他们听说建桥需要10余吨优质汉白玉雕刻狮子，4人便自掏腰包，托人到全国著名的汉白玉产地北京市房山区石窝村采购了约长1米宽1米高2米的汉白玉坯料4吨，用火车运抵礼陵后再转换汽车交付给茶陵。

这样，从1960年7月开始施工到1962年12月完工，历时2年6个月，这座全长191米、五孔跨径30米、高18米、桥面净宽9米的茶陵县第一座横跨洣江的石拱公路桥，终于竣工了。

▲1963年7月湘赣大桥竣工验收会议合影（左三：马松生）

1965年5月21日毛主席重上井冈山，路过茶陵，于当晚住宿在县委常委办公楼25号房间。次日接见了茶陵县在家的包括我父亲在内的13位县级干部，并合影留念。随后，毛主席一行离开县委常委办公楼，驱车前往井冈山。当专车行至“湘赣大桥”时，毛主席要司机放慢车速，撩开了窗帘观看桥面、眺望洣江河，当他看到桥中央两栏杆之间镶嵌的一块汉白玉石板雕刻的“湘赣大桥”4个醒目大字时，说道：“最好把湘赣大桥改为茶陵大桥。”从此，“湘赣大桥”即更名为“茶陵大桥”了。

在父亲担任副县长这11年中，茶陵县的绝大多数重点建设工程项目，包括洣江河石拱公路桥、茶安灌区工程、岩口水库工程、茶陵第一座变电站的兴建、县人民医院的重建、解放完小的改建、茶陵一中的扩建等，我父亲都参与了，还担任了有些项目中的总指挥或副总指挥。

父亲一直被公认为勤政廉政的楷模。他对家属和亲戚要求非常严格，在他任职11年中，从没有为任何一个亲戚安排工作，也没有让妻子、儿女沾过光。上级无论给予他多少奖励、多大荣誉，他都不会标榜，而且光环越多，他对自己和家庭的要求就越严格。

由此，我经常想起陶铸同志撰写的那篇脍炙人口的好散文《松树的风格》。文中说，“要求于人的甚少，给予人的甚多，这就是松树的风格。”我父亲正是具有这种松树风格的典型人物。他为了新中国的解放甘愿命危身残，为了家乡建设不惜呕心沥血，到县里工作后仍穿的是补丁衣服，吃的是粗茶淡饭，坐的是手摇（推）三轮车，生病住院也只住最普通简陋的病房。这正如1957年3月15日《新湖南报》社论所指出的：“永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永远艰苦朴素，永远不骄不躁，永远不脱离群众——这就是特别值得我们向马松生同志学习的地方”，这也是父亲留给我们子孙后代的宝贵精神财富。

值此庆祝建党100周年之际，我写这篇纪念文章，也是寄希望于我们这一代及其代代相传的后人们，能永远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的优良革命传统，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接力奋斗，担当如山，使我们的党永不变色，我们中华民族复兴的夙愿早日实现！

（作者系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退休干部）